土耳其确诊逼近1万 该国8省部分村庄和居民区被封锁


中午12:00,会议结束。钟老师匆匆走出会议室,边走边对我说:“我也接到国家卫健委的电话了,今天必须赶到武汉。”

他带领的团队,也是要么坚守广医一院救治重症患者,要么在第一时间驰援湖北,接管当地的重症监护室。

冷风袭来,我终于体验到了传说中荆楚之地的冬日之冷。寒冷绵密而刺骨。钟老师穿的还是火车上那件棕色细格西装外套,里边只有一件衬衫。他应该也感觉到了冷,但背仍然挺得很直。

今天的广州,天色阴冷。广州人怕冷,街上不少人穿上了羽绒服。珠江上,薄雾笼罩,不如往日的明媚。

潜意识里,我一直担心接到这个电话,但又隐约觉得这个电话迟早会来。去年12月以来,不明原因肺炎的消息陆续从武汉传来,钟老师一直为之忧心忡忡。事实上,包括我们医院在内,整个广东都已严阵以待。毕竟,17年前的“非典”给我们留下的教训,实在是太刻骨铭心。

研究者建立了针对特定年龄和特定地点的传播模型,以评估在学校和工作场所关闭的不同情况下,武汉疫情暴发的发展轨迹。

深夜的武汉街头,灯火依然璀璨,空气里依然飘着热干面的香。这个在我印象中永远都生猛彪悍的城市,似乎依然活色生香。街上行走的人们,也并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戴口罩的人屈指可数。

明天,钟老师要跟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的其他成员一起到武汉金银潭医院和武汉市疾控中心实地调查。但愿钟老师能听到好消息。

晚上10:20,车到武汉。

研究者根据感染状况将人群分为易感性(S),暴露性(E),感染性(I)和排除(R)个体,并根据年龄分为5年范围,直至70岁,外加一个年龄段75岁及以上,总共分出16个年龄组。易感人群在接触传染性患者后,会以一个相对固定的速率被感染,随后康复或死亡。在整个传染病流行过程中,研究者假设武汉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人口恒定为1100万(即S + E + I + R = 1100万)。研究者使用了图中所示的SEIR模型。